在明朝的宝坻县，有一位知县名叫袁了凡，他的故事至今令人感慨。他心地仁厚，满怀慈悲，自从接任县令，便决心为百姓谋福祉。前任知县在位时，每亩田赋按二分三厘七毫的标准征收，税负沉重，民声叹息。
了凡先生上任后，细察民情，果断将田赋减至一分四厘六毫。这一举措看似简单，却如春风拂过田野，让万千农户松了一口气。正是这样的善政，使他一举实现了“行一万善”的宏愿。试想，若无为官的际遇，他又怎能在短时间内惠及如此多的黎民百姓？减赋之举，不仅减轻了民生疾苦，更为他积下了无量功德。
然而，为官之道如履薄冰。若不勤勉谨慎，一念之差便可能酿成恶业，后果同样深重。了凡先生深知这一点，因此他始终以仁心治政，以善念自持。他的故事告诉人们，权位既是行善的良机，也是修身的试金石。
就在此时，一位名叫幻余的禅师从五台山云游至此。了凡先生得知后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梦中的奇闻倾诉于他。
那是一个关于善行的梦境，他半信半疑，便向禅师求教：此事可信吗？
幻余禅师凝视着他，语气平和却坚定：“若行善之心真挚热切，一件善行确可抵万件。更何况，你减免全县田赋，泽被苍生，万民因此受福，这难道不是大善吗？”
禅师的话如晨钟暮鼓，直击心扉，肯定了他在宝坻的功绩。
了凡先生听罢，心中豁然开朗。他没有停留于自满，而是立刻将自己的俸禄捐出，在五台山设斋供僧。这一举动，既是对禅师教诲的回应，也是他慈悲之心的自然流露。斋僧，顾名思义，是设食供养僧众，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。
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凡国忌日，两京选大寺观各二，设斋供僧。”
《五代会要》亦云：“晋天福五年，每逢国忌，斋僧百人，永为定制。”
可见，斋僧不仅是传统，更是功德之举。了凡先生此举，不仅延续了古风，更以实际行动温暖了僧众，彰显了为官者的胸怀。
减赋惠民也好，斋僧行善也罢，这些善举背后，是了凡先生一颗毫无私念的心。他行事果断，捐出俸禄时没有半点犹豫，布施僧众时不带一丝勉强。试问，若无真诚的悲悯，他怎能如此慷慨？若无对百姓的深切关怀，他又怎会毅然减税？他的每一步，都如清泉流淌，润物无声却泽及四方。
从宝坻县的田间到五台山的僧堂，他的善行跨越地域，连接起万千生命。减赋让农夫的脸上重现笑容，斋僧让修行者的道心更加坚定。这一切，皆因他内心那份纯粹的仁厚。他并非为了福报而行善，而是因见苦难而生怜悯，因怜悯而付诸行动。正因如此，福报自然而然降临于他。
了凡先生的故事，不仅仅是行善的传奇，更是对人性的深刻启迪。他在为官时，选择以仁治政，而非逐利贪权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幻余禅师的点化，则如明灯指引，让他明白：善行的价值，不在数量多寡，而在心意的真切。一件惠及万民的善举，胜过千百琐碎之功；而这份真心，也让他在斋僧时毫不吝惜。
反过来想，若他当年治政不慎，贪图私利，或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，又会是怎样的景象？或许田赋不减反增，民怨沸腾；或许俸禄只用于个人享乐，无缘斋僧之德。为官者一念之差，便可能福祸两重天。了凡先生的际遇提醒人们，行善虽易，持善却难。唯有心怀慈悲，谨言慎行，方能在机遇与挑战中留下清名。
了凡先生的一生，仿佛一幅画卷，徐徐展开的是仁心与善举。从宝坻县的减赋，到五台山的斋僧，他用行动诠释了何为“宅心仁厚”。他不求回报，却福泽深远；他不图虚名，却德行流传。他的故事告诉世人，善不必惊天动地，哪怕是减一分田赋、施一餐斋饭，只要发自真心，便能如涓涓细流，滋润万千心田。
幻余禅师曾言：“真诚行善，一可抵万。” 了凡先生以身证之。他的善行，既是百姓的福音，也是后人的镜鉴。为官如此，为人亦然。无论身处何位，若能以慈悲为本，以仁爱待人，人生便不会留下遗憾。因为真正的福报，不是天赐的果实，而是心中那份无私的温暖。